环保推动物价上涨，工厂和非营利组织对越来越严的环保监管是什么想法？
政策始终是不明朗的。没有改变。
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物价都在上涨。
纸箱常用的瓦楞纸 2017 年 10 月的价格是 2016 年 10 月的 2.2 倍。
用在建筑里的隔热防火材料岩棉，在 2017 年涨价了 3 次。因为价格上涨，供不应求，一家生产岩棉和陶瓷纤维板的大公司鲁阳节能，从 2015 年 6 月到 2017 年 6 月，毛利率从 15% 上涨到 30%。
还有维生素。维生素 A 的价格从 2017 年 6 月到今年 2 月，上涨了 10 倍。
所有这些涨价都被制造商和分析师归于同一个原因：环保。
很长时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都被认为不见成效。《华尔街日报》在 2014 年 4 月的一份报道中使用了“中国特色的环保主义”一词。不过今年 3 月《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报道则声称，时隔 4 年，中国的环保之战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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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九是一家模特工厂的老板。工厂使用树脂和油漆，每年制造 60 万个人体等身大小的模特。模特主要被运往上海和杭州的商场，也有“一小部分”出现在 2016 年开园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工厂的污染问题一直存在。和大部分使用树脂和进行油漆作业的工厂一样，粉尘和气味是主要问题。工人们必须忍受这些气味，如果不经过专门处理，扩散出去，工厂周围的居民也会闻到。
2010 年到 2016 年，张春九的工厂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下属的一个村子，这里距离市区驱车需要 1 个小时。厂房大小 2000 平方米。2010 年，每年的租金是 12 万元。起初，村里和镇里的干部有时会提醒张春九注意生产安全，也注意灰尘油漆。干部们希望安抚村民的情绪，但并没有打算为难张春九，也没人指出这种气体中的有害成分是二甲苯，它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公布的 3 类致癌物清单中。
有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张春九列举了其中至少两种：用更环保、也更昂贵的油漆替代；或者购入一整套环保设备处理气味。不过，他在当时并不知晓，后来知晓了也没有采用。2016 年，张春九采用的是个“土办法”，他把油漆作业改到一个密闭的小空间里，减少气味的发散。这种方法几乎不需要成本。
张春九本来有些担心。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通知，但村政府里“有人过来传话”，一家工厂因为“居民反映”被赶走了。但“传话”中还包括这些信息，让张春九宽心：政府赶走工厂是“不得已”，“假如你们收敛一点，在我这边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是他采取折衷办法的另一个原因。
这些小工厂是村子重要的税收来源。除此之外，日常的“送礼”维系着工厂主和村干部间的熟人关系。这种做法依旧普遍，在浙江温州塘下镇，一家卫浴龙头的组装工厂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去年秋天的一次大规模环保检查期间，“塘下市新坊工业区，几乎整个工业区都关了”。因为“温州市环保部门的熟人说，省环保厅有人要来查了”，工厂主动关门，避避风头。
生意人认为官方渠道公布的信息总是语义含糊，“冠冕堂皇”。他们从熟人处得到的消息则显示，事情没那么严重。
只要通过搬迁和临时关厂，就能把生意做下去。村里在 2016 年年底建议张春九把工厂搬走，搬去“比较偏僻，居民比较少的地方”，他们提示说，“即便上海市来检查，也不会检查偏僻的地方”。
张春九的“环保意识”比过去强了不少，因为不想反复搬迁。通过中介找厂房时，他最关心当地的“环保这块有没有问题，油漆能不能施工”。2017 年 2 月，在奉贤区南桥镇往东大约 40 公里的邵厂镇，一位房东承诺张春九，可以进行油漆作业，如果日后不行，将给予赔偿。
不过承诺很快就被打破了。张春九和环保部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碰面发生在 2017 年 5 月。环保部门的检查者并没有接到居民对张春九工厂的投诉，只是路过这片厂房，就发现了刺鼻的气体。他们没有犹豫，直接干脆地要求这些“环保不达标”的工厂写一份承诺书，“2017 年 10 月 1 日，我在上海奉贤区终止生产，自愿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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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真的，换汤不换药。”一家岩棉制造商说，他的工厂在 2015 年下半年也搬离了上海，他找到浙江省东北面乍浦镇的一处厂房，当时行业内的人把这里称为安全的“三不管地带”——而新工厂对污染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改进。这位制造商要求对工厂和个人都进行匿名。
上海周边的大小乡镇已经准备好接手从大城市迁来的污染，同时收获过去难以想象的税收，和就业机会。
一家位于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的国有建材岩棉生产商从 2015 年开始，逐渐把生产线迁往 280 公里外的江苏省大丰市。这是家大公司，在行业中排名前三。在大丰，围绕着这家日产能在 600 吨左右的新工厂，已经冒出了很多小工厂和物流公司。因为没有多少上海员工愿意随厂搬走，工厂招募了大量大丰本地的工人。上述匿名的岩棉厂负责人说，他们的铁石网纱和板材是这家国有工厂供应的，因为合作伙伴的搬迁，他们也只能在大丰找一家当地的物流公司，将这些材料运回上海。
岩棉厂负责人得到的消息称，因为这家国有工厂是土地所有者，虽然因为污染原因搬迁，但他们还是从政府那里拿到了搬迁的补偿费。
大部分小工厂不可能拿到补偿费，他们通常只是厂房临时的租客。张春九在 2017 年 10 月搬离上海时，他在邵厂镇的新厂房刚开工不到 8 个月，房东按照承诺赔偿 6 万元。但这些钱完全不够搬迁的成本。2017 年年初，从南桥镇搬到邵厂镇的过程中，张春九称，他花费了 15-20 万的模具运输费用，这还没算上中止生产、和延缓交货产生的损失。他称，搬迁之后的总投入不会少于 80 万。
岩棉厂的负责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每次搬，一年的利润没了，还要影响生产。”他还抱怨说，一些重大活动期间对工厂的任意叫停也让人难以接受，“像我们的炉子开出来，最起码两天才能热到正常。关停关停，成本上去了”，工人们的薪酬通常按天计算，他们等不了炉子再度变热，就已经找到了下一份工作。
2016 年 G20 在杭州举办期间，搬去乍浦的岩棉厂停工了 20 天。也是在这 20 天里，一群浙江的岩棉生产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最终决定一齐涨价，平衡成本。
“这不是我们要涨价，政府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但有隐形的指导在里面。”岩棉厂负责人语气烦躁，“我人微力小，只能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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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工厂在意识到新的环保局势时，选择尽早购入环保设备、或搬去有统一处理污染能力的新工业园区。一家位于上海的大型化工外资企业投入了 600 多万元来增设两条接近 2 公里的设备连接管。“600 万对于一个总投入 100 多亿的项目来说还好，”一位内部员工说，“反正我们有钱，小公司就没办法。”因为公司对环保相关的问题敏感，受访者希望同时对公司和个人匿名。
中国石化正在筹建一家大型煤化工企业，用来生产聚丙烯和聚乙烯。一位负责项目前期环评审批的员工在谈论不断提升的环保指标时说：“有的时候指标有点苛刻了，但你不能说它这个指标没办法做到，投入再大一点总归能把它做到。是合理的，没说不合理啊。”这个项目总投资在 210 亿元，环保的投资在 20 亿左右。项目从 2013 年开始筹划，但至今尚未开始建造。
除此之外，《好奇心日报》的调查采访显示，仍然有大量的工厂，特别是小工厂没有置办环保设备来应对环保影响评估，未来也没有打算——尽管他们都声称，环保是好的。
现有环保措施的成本是重要的原因。“粉尘和气味没办法的。当然也有办法，还要投呀。至少要五六十万，我们算过了。五六十万，你管子要生产多少？管子有的一块钱一根，有的一块两毛钱一根。你让我怎么赚那么多钱，要多少年的投资才能收回来？”岩棉厂的负责人说。
张春九也一早就算过账。他称，改用环保的油漆成本大约会增加 40% ，环保设备则需要 150 万左右。但他同时指出，“我不认为是工厂承担不起，而是市场消费者承担不起——假如我用环保油漆，我的成本偏高，但是我们的其他竞争对手，可能还是用的普通油漆，结果是我的客户跑了。”
“小工厂不正规的问题不是通过整改可以解决的，因为规模很小，一整改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要么关掉，要么等风头一过，继续想办法偷偷摸摸地干。”浙江温州塘下镇一家卫浴龙头组装工厂的负责人认为，只有手下养了 200 多号工人的大工厂才会打算做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
而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政府是希望通过环保行动关掉那些“低端”的小工厂。
前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 2017 年 3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环境保护不是发展的包袱，相反，好的环境政策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城乡发展水平、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抓手。”不过环境保护部已经在今年 3 月改组为“生态环境部”，这位出身清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前学者现在则是北京市市长。
万得（Wind）数据库在分析报告中指出，环保监管标准愈加严格，是“供给侧改革”的反映。“供给侧改革”主要意味着，要关停产能过剩的工厂。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当小工厂关闭、形成大公司垄断格局时，一旦停产，“影响巨大”。
这些小工厂也不可能真正马上关停。他们和客户之间的结款通常受到“一年质量保证”协议的保护，即——交货后一年内工厂需要保持正常运转，否则客户有理由拒缴货款。张春九说，这是他反复搬迁工厂、而不会关厂的原因之一，因为小工厂在各个环节都“很被动”。一家位于温州瑞安市的马达工厂因为油漆作业在去年 7 月被断电勒令关闭后，也仍然保留了一小部分生产线，来维持产品的售后服务。
张春九没有关闭工厂，他在去年 10 月把工厂搬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上述的化工外资企业本来打算在山东一个新工业园区里建一座新厂房，但因为园区的环评迟迟无法通过，他们只能搬去江苏。岩棉厂的新厂址位于湖州和苏州的交界，新厂址也属于江苏省。
因为破坏了原有的自发形成的产业链空间，岩棉厂的物流运费上涨了 70% 。张春九把模特的价格提高了 10%。大型外资企业则发现，因为小工厂大量关闭，产品供不应求，一处原先常年亏损的工厂在去年实现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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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张春九听说，江苏的情况也变得紧张起来。他得到的消息称，今年 2 月底，江苏省张家港一带的工厂，也接到了类似的搬离通知，他们的期限是今年 5 月 30 日。
同样是在张家港，方应君所在的环保 NGO “绿色江南”去年处理了一起水污染案例，让他印象颇深。“村民向村里反映了十几年”，没有解决。绿色江南在十多次取证后，向地方环保部门递交了调研报告，污染得到了治理——整个过程只花了一个月。
绿色江南在 2012 年成立，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在过去一年，他们总共向政府的环保部门递交了 24 份调研报告，“最后都得到了治理”。方应君是这家环保 NGO 的主任，他认为，“政府的环保部门现在的力度和效率非常高，因为很担心因为一些小事被问责”。
在一档 2017 年开播的电视节目《问政时刻》中，被观察员、媒体和观众质问后，西安市环保局的负责人当场说，他觉得“很惭愧很内疚”。因为祁连山生态被破坏，甘肃省有 4 位政府官员在 2017 年 2 月被撤职。
“其实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现任环保系统的很多人觉得越来越难做了，他们压力太大了。”方应君说，这些政府环保部门现在正主动寻求非政府组织——环保 NGO 的帮忙。从去年开始，昆山环保局、常熟环保局和张家港环保局都找到绿色江南，希望能建立合作，“为什么？因为污染案例这么多，他们的人手根本不够。”
另一家总部在北京的环保 NGO 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环保 NGO 和政府关系较以往不同了。过去 NGO 和政府之间常常被认为存在防御性的对抗，但现在都倾向于合作。但因为“不方便公开评论”，受访者希望隐去 NGO 的名称。
这些合作也通常带有折衷性质。比如，政府不希望环保 NGO 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尤其是当他们不希望对公众公开一些和污染有关的真实数据时。方应君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很理解这一点，他补充说，绿色江南不倾向于把污染企业的调研资料给媒体，而是选择直接递交政府，因为他们“不想给政府找麻烦，只想帮忙解决问题”。
在 2015 年《新环保法》颁布之后，绿色江南称，他们就“主动伸出橄榄枝”，把调研报告发给环保厅、督查所、太湖办和当地的环保局。之后，他们就常常坐在一起开会。开会相当频繁，方应君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合作开会的场景。
因为缺乏足够的人手，政府环保部门有时还会向环保 NGO 支付一定的费用，比如几万元，让他们帮忙调查污染企业，或寻找有代表性的污染诉讼案例，“抓典型”。方应君说，起初他对此很排斥，他们只是按照非政府组织通常做的那样——“申请基金会的钱”，但后来他转变了思路，意识到双方都有需求。
“这不是钱的问题，重要的是变化、意义。”和企业一样，政府也可以购买环保服务，“这是大势所趋”。
当被问及，NGO 是否可能因此丧失“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监督角色时，方应君说，他没有这样想过。“怎么可能被几万块钱收买呢？”
“我们不会和企业过不去，也不会和政府过不去。我们只会和污染过不去。”他同时提醒说，“污染者是不应该被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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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江苏南通的工厂也被环保部门盯上的话，张春九打算回安徽，他是安徽六安人。他听说，有不少人已经把工厂迁到内地，安徽、四川和江西是最主要的三个省。
张春九又算了一笔账，内地的厂房比南通还要便宜，虽然物流费用更贵了，但因为很多小工厂已经被关闭，新搬去的工厂业务量会上涨，这也许能弥补成本上涨的损失，甚至比过去的利润更高。“但环保政策不明朗嘛，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搬到安徽，就没有环保问题了。”他在电话的那头说。
一些学者认为，环保政策已经够明朗了。但张春九认为，明朗的政策应该是：“假如国家认为我们这个行业是低端，是高投入，低产出的，那你可以在国家引导下，帮我们指定一块区域，制定一个经营年限。比如说，这个行业只允许你生存三年到五年。”或者，开发出来新的平价的环保材料，供工厂使用。
“我们现在其实处于今天做了，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张春九说。
生意人最怕变来变去。现在，他们成了习近平和近来延长任期的坚定支持者。岩棉工厂的负责人甚至用了“大快人心”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这是在中国社会已销声匿迹多年的词汇。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将保证“政策的可预期”，“不断变化的政策”不会再发生改变了。
真的会是这样吗？
至少，证券机构的研究报告还在提醒企业注意风险：环保政策的执行可能不达预期。类似的提醒，差不多已经成了惯例。
题图来自：唐山港陆钢铁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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